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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|余雅琴

今天是4月1日，西方的愚人节，也是传奇明星张国荣的忌日。尽管已经去世17年，但人们对张国荣的喜爱和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褪色，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。不少电影公司也选择购买张国荣主演的电影版权进行重新修复，让一代代观众得以在大银幕上看到张国荣的风采。

今天，若不是因为疫情影响，中国台湾预备重映《阿飞正传》，而韩国也将第三次重映《霸王别姬》。整个东亚，只要是曾被中国香港娱乐工业哺育过的人们，似乎很难不受到张国荣偶像魅力的召唤。是什么让张国荣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？我们对张国荣的怀念又彰显出什么样的文化潜意识？这些问题吸引了不少文化研究者的探讨研究。

有趣的是，正是这两部一再重映的电影，形成了一种一体两面的当代情感镜像。旭仔的不负责任和程蝶衣的“从一而终”，其实正是当代人的两种极端情感选择和内在欲望的延伸。

今天，我们再一次回过头去看《阿飞正传》这部作品，它的重要性依然是不言而喻的。不论是电影中独特的文学性，还是对时间的迷恋；无论是破碎的叙事，还是特立独行的人物，都让喜欢它的人们感受到自己身上另类

（alternative）

的文化指征。

《阿飞正传》剧照。

不单如此，当这部电影通过盗版光碟和网络传播到中国大陆之后，在不同代际的影迷那里同样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，即使是今天走进影院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，也同样可以获得一种认同感。电影里传递出一种很强烈的身份危机，所有的人物都处在一种不确定本质上，我们对身份的焦虑和对时间的不确定感是一致的。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因为只能是进行当下短暂的欢愉和享乐。

1990年上映的《阿飞正传》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时代情绪，人们对于前途和命运的焦虑，整个香港社会共享着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。旭仔显然是某种中产的集中代表。但是，这个人物的形象显然超越了典型角色的设定，具有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意义，具有“詹姆斯·迪恩”

（饰演电影《无因的反叛》男主角的美国演员）

一样的文化意义，这个角色身上“无因的反叛”让这部电影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意味。

旭仔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徘徊，但他想要的并不是性爱的快乐，所有的情爱关系都不过是他纾解自己愤懑的一种情绪，他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，更是因为现代故事中一切都转瞬即逝，不可把握。张国荣敏感地捕捉到这种现代爱情的迷人与混乱，以及当代爱情的本质——自恋。

电影中有一场戏十分迷人，就是旭仔对镜独舞，他的不羁与自恋都体现在这里，这是一个谁也不爱只爱自己的人，但原子化的现代都市里的痴男怨女却不得不信奉“自恋”的准则。正如韩炳哲在《爱欲之死》中指出的：爱欲是勇于否定自我，肯定他者。

《爱欲之死》 [德] 韩炳哲著，宋娀译，中信出版集团，2019年3月版

对于当代爱情，韩炳哲是悲观的，他认为因为自恋，人们不再可能相爱。“爱欲与他者密切相关，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。爱欲以超验性、彻底的独一无二性为前提。当今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同质化的地狱，而爱欲的经验不在其中。个体的内在危机在于，一切事物均成为被消费的对象，从而毁掉了爱欲的渴望。吸引自我的、被自我所渴望的他者，无处可栖。这是一个没有了爱欲的社会。爱欲之死，是自我反思之死。”

与之对应的是《霸王别姬》中程蝶衣这个角色，作为电影的绝对灵魂人物，这个角色很好地诠释了时代强加给中国人的悲剧宿命。电影将原著小说中所有关于香港的部分剔除，将人物的命运从苟且活下去改为在舞台自刎，以极强的戏剧化冲突把程蝶衣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化身，一个与时代粗鄙氛围的格格不入的“闯入者”，带有很强烈的异质性。

电影看似表达了畸形社会对人的异化，极端表现在性别意识的“异化”，强调程蝶衣对师兄段小楼的爱是一种被结构性错误强行塑造出的爱。但结合导演陈凯歌一贯的风格（作者性）来看，这部电影在情节剧之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喻。程蝶衣的死亡像是一个寓言，终结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。

《霸王别姬》剧照。

张国荣的表演让这个人物有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可信度，尽管他本人生前并不认同自己的命运和程蝶衣的命运有很大的关联。但事实上，《霸王别姬》却与张国荣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共振，看似是巧合，其实这正是历史互动的结果。

程蝶衣看似是爱情忠贞的化身，但他根本就是错爱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，甚至，他爱的不是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个被符号化的主体。这个虚假的主体是程蝶衣的悲剧所在，也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。

两部电影拍摄的时间间隔时间并不算长，只隔了三年左右。各自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的精神困境。而张国荣作为一个流行文化工业中的反叛者，他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与艺术塑造融为一体，在不同的时代里召唤出不同的共情，这是他超越时代的原因。

回顾17年前张国荣的纵身一跃，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看作是另一个隐喻：在那之后，香港娱乐工业如同明日黄花，换了人间。

撰文丨余雅琴

编辑｜徐学勤

校对丨李立军